——读《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改革发展中心 周辉
1954年4月份，在北京的文化界发生了一件“热点”事情，这个热点引发了毛泽东的关注，并继而引发了对文化艺术界的批判和整顿。
起因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李希凡和蓝翎挑战学界大佬---红学专家俞平伯引起的。俞平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1954年4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在《新建设》期刊第3期上发表。李希凡和蓝翎，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两人的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寻找支持。于是，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于是，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向权威大佬挑战，引起了毛泽东的热切关注。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挑战，于是有意识地发掘这篇文章的意义。接着，文艺报被要求转载，但明显看出，文艺报保留了态度，不是很坚决地支持两位青年人的观点。光明日报也持保留态度。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这种不坚决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特意给它们写下了这样的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不过是试作，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随后，他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文艺界的负责人研究。信中表现了对当时文化艺术现状的强烈不满。10月24日，毛泽东在修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紧接着，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说他希望扩大讨论的范围，不应当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探讨这个问题，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随后，《人民日报》主编冯雪峰、文艺报主编黎之都做了检讨，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讨，认为他们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将他们的工作态度定为是“骄傲自满”，工作作风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随后，在中宣部指示下，学术界开展了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整风运动。俞平伯作为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当然首当其冲。从1954年11月25日到1955年3月15日，他受到的批判共计有120次多。
实际上，李希凡和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中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全部支持。例如，文中认为，贾府衰败的原因，是“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那么，毛泽东为何会大动肝火，下手干预这场学术上的争论，并旗帜鲜明地支持两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呢？这就必须说到毛泽东看待传统文化独特的史家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几千年，其内容浩翰之精深，不可估量；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华子女取之不竭的宝藏。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塑造毛泽东的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西方文化，最终才是马克思主义。他曾说过自已受教育的情形：学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出生于中西方文化博弈的社会背景下，纷繁多样的社会思潮使他养成了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敢于批判的思维品质，人杰地灵的湘楚文化造就了他浪漫不羁、恣意挥洒的诗人情怀，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淬炼了他“史贵于文”的研究视角。传统的诸子散文、诗词歌赋、词曲戏文乃至小说杂记，他都有涉猎，并注意从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或用于抒情，或用于论证，或用于品评。这是他的能力，更是他的魅力。
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革命家，其次才是诗人、评论家。作为革命导师、新世界的开创者，他评判传统文化不可能只关注它们的理论学术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和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评判它们的。在中国传统文学类型中，除了喜欢阅读诗词歌赋外，再就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他可以娓娓道来。但他读它们，不是将它们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欣赏的，而是以史家身份着重分析小说里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人物的阶级立场和矛盾关系等。在他看来，几千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毛泽东看中国古典文学，就是以这个主旨要义品评它们的。
《红楼梦》本身，其实并不突出阶级矛盾，它展现的是四大家族的人物关系、生活现状和发展历程。对此，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曾谈道：“《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特色。“四大家庭是统治者，被统治者是鸳鸯、晴雯、小红等三百多个，死了几十条人命，阶级斗争激烈，被压迫牺牲的死了很多。
《水浒传》这部小说更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小说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英雄人物，总能引起他的共鸣，他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当初走上革命道路就是“被逼上梁山”。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情感不自觉地全部集中投向被压迫的小人物和敢于反抗官府的草莽英雄身上，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其中的战略战术，他还借鉴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去，像三打祝家庄被他写进1937年的《矛盾论》。但是，他却极其鄙夷为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人物，对宋江投降深表遗憾，认为宋江不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从《水浒传》中看清了传统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深以为戒。
看戏听曲，是毛泽东文艺爱好的重要内容。他喜欢听传统戏曲剧目，不喜欢话剧，曾不只一次地说过：我们每天都演话剧。而传统戏曲又大多表现封建性的内容，用他的话总结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三大主题。这其中，他最反感并要求改变的是帝王将相充斥舞台的现象。
1944年1月9日，他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对这部戏的改编表示肯定，在写给编剧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别开了新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对传统文学艺术作品颠倒历史的不公正现象的不满，并非始自于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而是他自小就形成了这种认识。少年时听到起义的农民被官府镇压，头颅被割下悬挂在城门的事情，他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并认为他们是英雄。明明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了世界，却为何文学艺术作品中少见他们的身影，甚至很多内容在丑化他们、诋毁他们。为什么农民没能成为历史的主角？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他。他的革命实践，正是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以解救被压迫者为已任，让他们翻身做主人，是他矢志不渝自觉承担的责任。
于是，一有机会，他就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警醒文艺界、思想界，不失时机地向人们宣传奴隶创造历史、人民群众胜过帝王将相的基本道理。所以，自1943年起，他就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规定为创造那些能够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戏剧。“凡能正确表现新生活和具有新观点的历史生活的艺术，都应发展”。《人民日报》从1948年到1960年发表的近50篇关于文艺政策的社论中，就有8篇是专门谈论如何利用和改造传统戏曲的。从中可见他对这种通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是多么重视。
当然，反映帝王将相的传统剧目，并不都是反人民的。像《群英会》、《萧何月下追韩信》等，并没有什么害处，从这些戏里还可获得启发。但是毛泽东评判戏曲人物，有一个原则，不管戏曲中统治人物塑造得多么正向积极，他不愿多做肯定，总是很克制地评价他们，如《杨门女将》，他称赞他们敢于斗争和爱国的精神，看湘剧《生死牌》后，称赞衡山县令黄伯贤具有高尚的舍已救人精神。他多从道德精神层面推崇它们的价值，从没有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更少说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他曾说过：历史上的清官，很难找到，包拯、关羽都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
因此，那些戏曲中的反派统治人物，更能得到他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它们是极好的教育题材。1956年4月，他看了昆曲《十五贯》，对戏中的反面人物“过于执”的塑造表示称赞，并说应该到处演，“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不少。
对于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底层的劳动大众形象，毛泽东则是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同情和赞美都给他们。例如，在观看《白蛇传》时，他为许仙和白娘子的悲情命运而流泪，在白娘子被镇压到雷锋塔下时，竟拍案（沙发扶手）而起。他对青蛇也怀有极大的敬意，认为她勇敢热情，而一看到法海出场，他的脸色就立刻阴沉下来。
他也特别欣赏《西厢记》中两个底层人物，一个是敢于杀出重围、搬救兵回来救张生的杂役僧惠明。他说惠明见义勇为，勇敢大胆，是个坚定之使，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他也特别欣赏崔莺莺的丫环红娘，说她是个有名的人物，为了成全别人，自己宁愿忍受拷打，反过来把高高在上的老夫人责备一通，表现了蔑视权力和敢于反抗的精神。
毛泽东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小看那些地位卑贱的人。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主体素质似乎天生的就要比帝王将相、老爷太太们要高。他甚至认为，这种情况是“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是愚蠢些”。这个认识显然颠覆了常识，甚至偏颇。但毛泽东就是这样“宠溺”底层受压迫的人民，几乎神化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智慧。“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群众是英雄”，“人民就是上帝”。他一生反对天才观，反对权威，反对迷信，造反有理，斗争合法，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
依靠着这些贫贱低微者的造反和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了一条革命新道路，并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让他再次坚定了是被压迫者创造了历史的信念。因此，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真诚，他的赞美，毫无保留一股脑儿地献给那些一生受压的贫贱者，即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弱者”形象。所以，当看到“弱者”或者“小人物”受到权威者的打压，自然是他容忍不了的。他所主持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以强凌弱的现象，就是对他的人民史观的背叛，必须要加以整顿。
由李蓝文章引发的整改在当时也有必然性。主管文化艺术界的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宣传、普及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艺术研究，还在探索过程中。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在文化艺术界，当然也不例外。一向关注文化思想战线的毛泽东，当然要求在各文化艺术领域，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但是，改造人的思想要远比纠正行为难得多，更何况是改造这些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放弃原先资产阶级唯心派的文风和作风，树立起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难度不亚于一次革命，甚至比革命还要艰难。曾多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以他政治家敏锐的觉知，当然知道这项工作的困难程度。如果采用温吞吞的形式，恐怕与他那急于改天换地的期望相去甚远。战争年代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没有销烟的战争仍在继续。偶然性现象背后实际是必然性反应。李蓝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现，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自然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对《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一开始就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战争较量，因此，这一场刚开始在古典文学领域燃烧起来的火焰，很快蔓延到各文化艺术领域，最后熊熊燃烧整个思想理论界十余年而不熄，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