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对王学末流弊病的矫正述略
——读《刘宗周评传》
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党支部 周辉
纵观历史，一个王朝的兴盛离不开贤臣良士的大力辅佐。但到了明代，作为社会先进力量代表的士人学子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曾有人说道，明王朝是汉族历代政权中最仇视知识分子的朝代。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个性有关。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改科举议》中所揭示：“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其事为孔、孟明现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显然，明朝重设科举取士制度，其真实目的是要消磨知识分子的锐气和斗志，使其完全服膺于皇权专制之下。当时世人的评价一语中的：已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实则败坏天下之人才。1380胡惟庸案后，相权全废，皇权全无限制，宦官专权，网罗密布，特别针对谏官设立的诏狱和廷杖，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格随意蹂躏。严酷的政治生态竟使得本以“学而优则仕”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多视官为畏途，已步入官场者慑于皇权淫威，或苟且因循隐忍委曲，或明哲保身，无所作为，只得采用“慎静以处忧患”的消极方法，转向追求内心禅意以全生远害。
在如此昏聩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八股经义沦为士子夺取功名的敲门砖和铺路石，钻营贪墨、侥幸者居多，而担当敢任、正直耿介者几微。面对朝野昏聩、社会动荡，明中期王阳明痛心程朱理学支离弊病，通过自身体悟，开创心学一派，主张心性无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并统摄本体于良知，在工夫上强调“致良知”，开一代蔚然学风。
一
没接触过心学的人，以为它是旁门左支。实际上，它源于孟子的“性善论”，中经宋朝陆象山首创“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后经王阳明发挥光大，形成独特的王学浩荡一支，所以心学特指王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经其一脉发展的学派叫阳明学或者王学。
王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偏，除了由于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儒者视官场为畏途，多以居家理佛为主外，也跟王阳明心学中的设定不够严谨有关。一是，他将心作为本体（后来他设定“良知“作为本体，其功能和目的是一致的），心生万物，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良知纯善精明，知善知恶，是道德本体兼道德主体。但问题是，心（理性）很难不牵扯情欲杂识（非理性），无法用科学论证和实验证明。中国哲学先天客观性和科学性不足，将心设为本体更容易引起非难。二是，王阳明心学没有突出修行工夫和践履方法。心学打破了原先程朱理学的 “智性成才”之路，提倡“德性成才”之路。它认为良知本有、自有，每个人只需循着良知就能自觉践行人伦规范，成就自身价值。在工夫践履上简易笼统，强调“事上磨炼”，倡导在日常人伦事务上磨炼心性，履行责任。这种理念逻辑是王阳明经过深思熟虑并经他个人实践经历、体悟凝结而成的，但遗憾的是，在其死后，其学说被弟子加以推演，日益偏离心学宗旨。至晚明时期，其中一些派别的学说已经无所忌惮，全然抛弃仁义礼法、廉耻节操，弃之如敝履，狂放至“赤手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王学中的一支，泰州一派，趋“禅”现象最为明显。他们主张忘却诚意持敬工夫，“饥来吃饭、困来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费工夫” 。“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惮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安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顿无耻为不动心者矣”。“士大夫只热衷于谈玄论道，问钱谷不知，问兵甲不知，于经邦定国毫无裨益。”是非、曲直、对错已无准则，难怪有人恨恨然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末流，这虽然夸大其辞，但也说明了王学末流 “顽疾”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基不稳加上不重修行，王学末流们自然“腾云玄鹜，不着实地”。王阳明心学本是根正苗红的儒学一系，鼎盛时期真可谓“四海皆朝”。但后期的发展进路着实令人惋惜，扼腕者感叹一代圣学何以发展至此地步！痛心疾首者自然要反思反察其中的发展进路，对其进行厘正和肃清。
稍比刘宗周早些时候的东林学派已经对王学末流进行了矫正。代表人物如顾宪成，重又引入程未理学的性善论，以扶正心体根基；针对其工夫薄弱的病症，顾宪成提倡程朱理学的格物说，提倡将格物尽理的精神贯彻到日常的行为生活中去。但他也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理论宣教，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为标准和操作规范。
至刘宗周出仕时，明代社会已是“天崩地解”。他是浙江绍兴人，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遗腹子，自小孤苦，性格内向，依于外祖父南洲公家长成，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七岁赴京任职，开始仕途生涯，虽为仕时间有四十五年之长，但真正立朝时间只有四年，究其原因，跟明王朝纲纪废弛直接相关。万历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竟几近四十年不视朝政，酿致国事日坏。天启帝朱由校虽在位七年，却置家国大业不管，沉迷于木工制作，宠用逆阉魏忠贤，造成空前的内乱和政治黑暗。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但他生性多疑，猜疑一切臣民，刚愎自用，朝令夕改。在内有民变，外有后金的高压下，崇祯帝冤杀抗金将领袁崇焕，又重新宠用一批宦官，最终明王朝在他手里告亡。
士子们在如此黑暗的政治生态中出仕，能够保全性命已属万幸。但刘宗周恰恰是个正直刚毅之人。他不忍社会黑暗，敢于直陈时弊，直言上谏；更不容阉党专横，贻误国政，诋命上疏弹劾魏忠贤等阉党，所以他一生经历了三落三起。最难得的是，他厌恶结党营私，一生耿直主事，清廉俭朴，其节操品性被誉为“春色梅花”之象。至清顺治二年，六月，清兵南下，杭州失守，明王朝土崩瓦解，大势已去，遂以绝食殉国，为其忠诚、正直的一生注下一个完整的句号。
二
观刘宗周一生事迹，除了在政治上为民请命、整饬朝常，另外一个他自认要担负的使命即是匡挽王学末流之诟病，对其进行补偏救弊。
在学术思想的发源来看，刘宗周并非始信阳明，他最开始信奉的是程朱理学。据他的学生、清初著名经史学家黄宗羲说：先生于阳明之学经历了三次变化：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让他转奉信仰的是一次“顿悟”。据传他三十七岁那一年，目睹朝廷混乱，纲纪废弛，党祸将起，他告假归故，闭门读书，一日“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直。……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大哉，心乎！”被称为“甲寅悟心”，自此，他的学术转向了心学系统。
刘宗周在研读了王阳明著作后，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也是赞不绝口。但这样一门圣学为何会流落于被人不齿，实在令人痛心。作为哲人，他自觉有责任、有义务将王阳明心学的宗旨和价值重新扶正，并借以实现扭转社会不良风气的目的。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达到匡正的目的，必须要从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义理出发，通过对王阳明心学的正面阐发，使学阳明学的学者明确阳明的精义。
针对王阳明心学本体根基不稳的病症。刘宗周认为不能归咎于王阳明个人身上，而是儒学系统惯有的毛病。我们知道，儒学是研究人性善恶以及如何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扬善祛恶的学问系统。在善根的起源上，认为善来源于性者，后衍变为程朱理学；认为善源于心者，即是心学一支。关于善到底是源于心还是源性，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认定，学者们往往站在自己支持的学问立场去贬谪另一门派的学问。对此，刘宗周说：“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后，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但恐明之尽，已非性之本然矣。为此说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与性两病，而吾道此为天下裂。”他认为，性是不可明、也明确不了的，一旦明确了，反倒失去了性的本义，将心、性分开研究，反倒导致天下学问分裂、学派林立。所以，他在善根的起源上不作心、性的分疏，认为两者是一个意义，“惟天下无心外之性，所以天下无心外之理也。”
其次，他将“气”作为本体。不作心、性分疏，不是说他不设定本体渊源，而是不能在心、性争辨的圈中循环，那要跳出这个循环，就要找到心和性的共同渊源，这即是“气”。自先秦《易传》传至宋朝张横渠集气源论于一身之大成者，“阴阳生气、化生万物”已可谓已成公识、真理，深入人心，将气作为万物生成的本源既经得事实验证，又有理论作为基石，此一论断当然毋容置疑。刘宗周根据《易传》说道：
盈天地间间一气而已矣。有气斯有数，有数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后起者也。而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气乎？
在刘宗周看来，气、数、象、名、物、性、道乃是一种逻辑相生的关系，气显然占有首要的位置，气生天生地生万物，这种关系不能颠倒。如果认为道生气，这是一种颠倒。道只是后起者，为气所生。
第三，他着重推崇“性体”。他虽然反对心、性分离，但却仍要在气本源下树立一个更牢固、更扎实的根基，确保善能够源源流出。心容易引人非难，但性的涵义却明确的多。《易传》：“阴阳生气，化生万物，而人性上承天运，继之为善”。刘宗周说道：
形则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性，故曰：性即气，气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学者姑就形下处讨个主宰，则形上之理即此而在。
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千古支离之说可以扫尽
性源于气，性即气，气即性，两者是一个说法，但很多学说硬是分出高下与差别，以为论证细微科学，反倒是画蛇添足。还有些学派故意将本体置于玄而又玄，喜欢谈论形而上、不重形而下，致使形而下者缺失依据，形上者流于悬空，结果“忽即忽离，两无依据”，几乎与佛氏悬空起照的情况没有差异。所以，刘宗周将源于气的性作为本体，突出性的“至尊之位”，以扎实心学的本体设定。他又说道：
“一元生生之理，亘万古而常存，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浑沌者元之复，开辟者元之通。推之至于一荣一瘁，一往一来，一昼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以为命，人得之以为性，率性而为道，修道以为教，一而已矣，而实归管于吾一心。此心在人亦与之无始无终，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故曰：尧舜其心至今在。”
这一段话可以认为刘宗周属于心学一系的理据。从中可以看出，说性，必须从天、命说起，从一气流行处说起。性源于气、天、命，就具备了不容辩难的客观性和实体性，那据此而提出道德要求就有了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和绝对性。
三
王阳明心学的本体理论并无多大问题，其致良知教在义理方面是周圆的，这一点刘宗周也表示肯定，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工夫方法简易、笼统，以致被后人用坏，所以，如何发展更为扎实的工夫方法是刘宗周扶正工作的重中之重。
儒学认为道不外索，主体自足，但人心容易被情欲遮蔽而不能显现，所以主体必须自觉加强道德修为，以求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针对王门后学猖狂纵恣、肆无忌惮的姿态，他推崇“慎独”之法。“慎独”语出《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意是当独自一人而没有人监督时，也要表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道德准则。慎独作为儒学士子自觉加持的修养工夫手段，自不必说，关键是为何要隆重提出“慎独”？实际上，王阳明心学已明确了“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但细究一下，王阳明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他虽说“良知即是独知时”，但重在 “知”上，而非“独”上，所以才接着说“此知之外更无知”。强调了“良知”，而不在“独知”。即使脱去“独”字，单说一个“知”字，意思一样，显然，他是以“独知”来说明“良知”的品格，还是重在对良知的论证上。
也许正因为王阳明忽略了“独”知，总强调良知简易操作的品质，才使得后人以为不用工夫也能实现成圣。王门后学不就是钻了这个简易操作的空子吗，以为简易操作，就可以像野马脱缰一样狂放纵恣，殊不知早已陷入玄空，遁入虚无，走火入魔还不以为然。
所以，必须将脱缰的野马套上缰绳，将张狂的思绪进行规范，使其重回圣门正轨。“慎独”即是孔门心法的核心要义，是先秦孔儒血脉的心法秘诀，当务之急就是要重申这一心法的作用和意义，将其提高到修行工夫的首要地位上。于是，他专讲慎独。因慎独出自《大学》和《中庸》，所以，他将《大学》和《中庸》打并，处处重申慎独的要旨和宗义。
圣学要旨，摄入在克已，即《大》、《中》之旨，摄入在慎独，更不说知说行。周子学圣有要一段，亦最简截，与克已慎独之说相印证，此千古相传心法也。
《大学》言心，到极至处便是尽性之功，故其要归之慎独；《中庸》言性，到极至处只是尽心之功，故其要亦归之慎独。
慎独在他看来如此重要，以至于“慎独之外别无学也”！又说：“孔门约其旨曰慎独，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独知时，可谓先后一揆。慎独一著即致良知”。他处处申明良知的核心是慎独，将心学重新加固在儒学正统地位上，用心良苦者，莫过于此。不仅如此，还特意编撰《圣学宗要》，对人们尊奉的理学先辈——周、程、张、朱关于 “慎独”的论述进行阐述，目的仍然是要说明“慎独”是先秦儒学及至宋明理学的筋脉传承，慎独是致良知的核心要义，要修行致良知工夫，必须先持“慎独”为紧。
四
刘宗周转信心学并扶正阳明学的十余年来，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明本本、实工夫这一体两面的工作，他未尝有一日间断，孜孜不倦，不遗余力。他试图从倚重性体、严密工夫的方向上来扼制王学末流之弊，为此他处心积虑地将“慎独”合于阳明的“良知”，甚至联挂在整个孔儒血脉上面。但效果看来，并不如人意。不仅如此，当时的情势似乎越来越糟，“诸君子言禅言，行禅行，律禅律，游禅游”，大有援佛入儒之势。出现这种情况，与王门后学弊病深沉有关，更与当时社会病入膏肓直接相关。政治上颓废至糜，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文化上儒释道和西方基督教多元会合与衍生，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想要将心学重扶文化巅峰已是难于登天。社会风气病痼已久，非一人一已一时之力可以改变。在刘宗周五十九岁时候，他放弃了对王阳明心学的积极阐释，开始将自己多年来对《大学》《中庸》的研究心得作独立自主的阐发，并据自己的理论心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发难。《年谱》记云：“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即慎独姑置第二义矣”。
慎独原作为第一要义，这时却为何被放置第二义上？这是因为，刘宗周十余年从心学正面阐发心学宗旨，力图使其圆满确凿，但结局令人失望。这好比刑侦过程，本以为线索清晰，证据确凿，却发现结论错误，遭此打击者鲜有不心灰意冷的，痛定思痛者有必要推翻此前呈供的一切证据，并要重新勘正。据此，他重新回到原点，认为问题仍出在了对本体的设定上，即王阳明错把“意”安排在了工夫范畴、而不是将它设置在本体范畴上。经此认定，他由“诠释者”转以“审判者”对阳明学的宗旨要义进行全面推翻。
王阳明心学认为“心”为至善，“意”善恶兼杂、是人的现实意念，需要在道德修养中加以对治，是一种修行的工夫。而刘宗周独出一路，认为“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将“意”向上提升为本体——“意体”，将“意”收归于主宰之超越层，属于未发范畴，而以“念”表“所发”或“所动”。如此，则工夫的目的即是断妄根、化妄念，于微处见其得力。
王学末流狂放纵恣，正是犯了 “放其心”的病症，那要收敛心，刘宗周认为 “意”有此功效。“盖身之主宰，谓之心，心之主宰，谓之意”，“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意凌驾于心上，成为心的主宰。意在这里具有执定、把舵功能，将灵明活泼的心进行约束、规范。
刘宗周意图通过诠释心、意关系，突出强调意的主宰品格、专一品格，在灵明不测的心体中植立枢纽，定住心体，堵截情识和虚玄，但意能实现这样的期待吗？殊不知，关于心、意、念的认定从来就没有得到统一，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他将意提升至本体地位，好似只要否定了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石，就可以扭转王学狂放之势。动机是好的，但却矫枉过正，过于牵强了。心学之所以蔚然大观，正是因为它具备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活泼气象。作为学者，独立大胆地阐释自己的理解，这值得肯定和提倡，但硬要以自己的理解来强压、指责别人的学问，这显然用力过猛。由于过分重视工夫的严密，以致显得严毅清苦，不见融和。针对他对王阳明的横难，在当时就有不少学者为阳明申辩，认为阳明“不应受此冤抑”。
理论总是建构在自身的义理逻辑中才得以完整和令人信服，但理论又是开放的，接受后世的诠释是它应有的使命，而诠释意味着局限。《刘宗周评传》的作者东方朔就他这一做法评价道：“意念之辩原不重在理论的分解上，而重于工夫的落实上。……宗周对各种欲念根源的分析不可谓不深微，对治这种欲念的细微工夫更是让人深叹，于穷源究委中发为光风霁月。如若没有切实的践履和体察，此即断断乎不能只以理智的驰骋所能描绘的。但当宗周将心意知物全尽摄入意体之中时，道德意识之根固然探得甚深，而外王事功之业却毕竟归于凋零，此间得失足以引起我们再三深思。”
纵观刘宗周一生学术思想脉络，试图在王学末流猖狂纵恣的情况下，勉力矫正，更求发展的一次着力尝试。黄梨洲评价道：“向无戟山，则流弊充塞”，当无过誉之嫌。其中，他着重论证的诚意、慎独，再次彰显儒学中枢的砥柱作用，守住了心性之学的阵脚，晚明时唯有他做到了此一贡献，谓他为宋明儒学的殿军实不为过。但伴随着清军入关，旧的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开启，心学一支最终仍在一代大儒的人生落幕中走向终点，这是时代的选择，个人无法左右。可是，理学又能好到哪里处？清朝建立后，学术重又回到训詁、考据与词章上，此前经世治国、贤良辈出的盛况景象再无出现。后世评价刘宗周的学说：“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切中肯綮。但又可以说，正是在这旧时代的结局中已经孕育着新时代的曙光，清代学术转向对事功和外王的重视，正由于宋明心性之学发展至宗周至极境以后逼显出来的。